人間通訊社

我這一生沒有當過軍人，是幸福呢？是遺憾呢？很難說。當初我要來台灣之前，孫立人將軍曾經對家師志開上人說：「佛教也需要救國，不論是軍人，或者是僧伽，他們二者對國家的任務是沒有差距的。假如你願意讓你的徒弟到我的部隊來從軍，我保證十年內，就可以讓他升到少將。」當然，我的師父不會希望我去當什麼少將，甚至於總司令，他只希望我做好一名僧侶，將來做一位法王。

1949年，我參加了僧侶救護隊，希望可以到戰場上救護傷兵，貢獻一己之力，可是後來也沒有成功。我們這批救護隊有百餘位僧侶，從大陸乘船來到台灣的基隆，可是卻沒有寺院願意收留。這也難怪，由於台灣人害怕我們這些外省出家人裡，潛藏有大陸的匪諜，會惹來麻煩，於是我們只好一路行腳，再做打算。途中，救護隊的成員接二連三陸續離隊，最後眼看也不成隊了，大家只好各奔前程。所以，我這一生當中，從沒有摸過槍，也沒有打過靶，但是我知道，槍炮子彈是沒有長眼睛的，那可是人命關天的事情。

從山林走向人間

回想幼年的時候，正值抗日戰爭，我經常看到國民黨在徵兵。每當軍隊有需要人，他們就抓兵。只要是年輕力壯者，不管在路上、在家裡，只要一發現，直接就把人抓了帶走，強迫從軍去。我想，一個國家這樣子的侵犯人權自由，最後就算是勝利了，我不知道人民的幸福究竟在哪裡呢？

就我所知，一開始通常是縣政府下令，譬如要有二百個青年從軍，就說要有人自願參加，要不然就花錢買人代替。之後，又換成是鄉公所，因為鄉裡也需要有軍隊，同樣要派人去當兵。我想，在民國初期軍閥割據的時代，所謂的兵源，大概都是這樣子的強迫從軍吧。

這些中國青年軍是悲哀的，當了十年八年的兵，倘若僥倖沒有陣亡，等到老了沒有體力，退役下來，由於什麼技能都沒有，往往生活艱難。據聞，抗戰勝利後，由於軍費浩鉅，陳誠參謀總長實施裁軍政策，一下子裁撤了幾百萬軍。這幾百萬的軍人，他們平時只曉得為國家打仗拚命，現在忽然被裁撤，叫他們到哪裡生活呢？不得已，只有投奔到共產黨的軍營裡。當年國共內戰，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取得最後的勝利，這當中雖然有多種的原因，「裁軍」不能不算是一種原因。

我來到台灣之後，想要在台灣把和尚做好，當然明白「弘法是家務，利生為事業」，這是最為理想的。1950年初，我雖然在佛教學院裡面教書，但是所發揮的能量有限，這時我就想到，我應該到工廠裡面去傳教，到監獄裡面去佈教，到學校裡面去弘法，甚至於到軍營裡面去說法。尤其，要讓佛教從山林走入社會，從寺院走入家庭，從僧侶走入到信眾。

芸芸眾生當中，更重要的是青年，所以我撰寫文章，強調佛教需要青年，青年也需要佛教。在社會上，就業的情況一般是「粥少僧多」，不容易找到工作，但是在佛教中，卻是「飯多僧少」。在佛教這個廣大的天地裡面，可以供應青年人盡情發揮，讓他們揚眉吐氣，昇華人格，昇華道德。

駐錫宜蘭弘法

諸佛菩薩臉上都沒有鬍鬚，沒有皺紋，可見得都是青年的佛祖、青年的菩薩，可是來寺院禮拜的人，卻都是老公公、老婆婆。我希望信徒能夠青年化，可是談何容易啊！

不過，在1952年，我終於有了一個機會，宜蘭的馬騰居士，代表宜蘭信眾寫信到新竹的「台灣佛教講習會」給我，希望我到宜蘭弘法。

宜蘭究竟在哪裡？我搞不清楚。就在秋冬之際，宜蘭大安商行的負責人李決和居士，他在中國佛教會見到了我，熱忱地邀約我前往宜蘭講經。李決和居士的那種善良、誠懇，讓我不能不感動，於是答應他到宜蘭去。

那時候，馬騰居士是通訊兵學校的上校，李決和居士則是中醫師；他們一個外省人，一個本省人，我想，我到了宜蘭之後，必定會有人護持我，與我相呼應的，所以，我就在1953年的元月欣然前往。到了宜蘭之後，我看到廟雖然很小，只是龍華派一個叫「雷音寺」的齋堂，但是那裡的居士，如林松年、郭愛、謝錦、張如標、李珠普等人，都對我很熱忱擁護。因此，我在第一年就展開了度化青年的工作，成立了文藝班、歌詠隊、學生會及弘法隊。此外，我還想要到軍中去弘法。

當時通訊兵學校的教官皈依做信徒的，為數不少，像裘德鑑上校、郭言上校，都是軍中負有重責的人，連通訊兵學校的校長任之江將軍，也邀約我到他們的學校去說法。他們真是很勇敢，因為那時候出家人到軍中弘法還沒有先例，可是我已經帶著青年人，以唱歌、演戲等方式在軍中說法了，這是我踏入軍營的第一步。

後來，駐紮在宜蘭左近的部隊，看到我在通訊兵學校說法，跟著也請我到他們的部隊裡面去說法。只要他們有所請，我都一一答應。

我的想法很簡單，軍人身邊通常無家無眷，比起僧侶來，可說是更加孤單寂寞，心靈空虛，假如能對他們施予一點心靈上的輔導，他們必然成為佛教的信徒。就這樣，從台灣本島，甚至金門、馬祖、澎湖、綠島、東沙群島等，都有我軍中行的腳印。

直到1967年，佛光山開山之後，幾乎每個月，都有軍方單位來向我們索取小佛像的紀念品，有時是一個師，有時是一個團，常常一要就是幾千個。雖然那只是塑膠化學製品的小佛像，不會很貴，但是要那麼多做什麼呢？（待續）